國發會資管處處長簡宏偉：
資料就像是保險箱，打開才有價值
美國總統歐巴馬（Obama）上任之後積極推行「開放政府計畫」，開放政府的理念在各國間一時蔚為風潮，當然也吹向了台灣；而要實現開放政府的理念，開放資料將是最重要的一步。
你或許對「台灣之光」四個字背後所代表的人名、品牌或者產業已如數家珍，但別忘了此後還得要添上一筆——開放資料。2015年12月上旬，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公布全球開放資料指標排名，台灣在122個國家中奪冠，排名優於英國、澳洲、丹麥等國，也算得上是一種台灣之光了。2015年初時行政院長毛治國才宣示當年為台灣開放資料深化應用元年，僅僅歷時不到1年，我們可以追趕得如此之快，其中的關鍵正是由民間社群和國發會協力，編撰出符合國際開放資料定義的授權原則。
各國政府會開始重視開放資料這件事，歐巴馬在2009年提出的開放政府理念絕對是個影響深遠的催化劑，兩者之間密不可分。在台灣，除了毛治國在「科技三箭」政策將開放資料列為其中，還有台北市長柯文哲在競選期間也大力鼓吹之外，其實，早在4年前台灣就已有有志之士開始重視此事，其中最重要的幕後推手當屬國發會資訊管理處處長簡宏偉。
要談開放政府，先談開放資料
簡宏偉在四、五年前就提出「電子治理」的概念，主要是將企業管理概念帶進政府，希望政府可以善用資通訊，讓資訊傳遞更快速、透明、有效率，只不過當時迴響並不大，後來接觸到開放政府、開放資料，發現背後理念相近，但從「開放」一詞去倡議才能更順利。
何謂開放政府？先試想看看，雖然我們活在一個民主國家，但在眾多政策中，究竟有多少是民眾實際參與、討論的？民眾要怎麼參與政府決策的過程？在參與之後，政府要如何與民間協作？「如果套到開放政府的概念，第一步是要把相關資訊、資料開放出來，減少資訊不對稱。」簡宏偉強調，我們單看一個政策時，大家看到的都是最後的結果，卻不明白政策成形的過程中有多少數據輔佐？只有當政府與民間有同樣的數據基礎時，在這樣的討論底下，才能逐漸取得多數共識、重視少數意見，即便是雙方對於數據的詮釋不同也沒關係，「資訊對稱，才能有所謂的參與。」
過去，政府部會手上握有很多資料，但捏在手裡，永遠都只會是資料，政府也不知道能拿這些資料做何用途，難有活化的可能。簡宏偉笑說，「資料就像保險箱，鎖在裡面是沒有用的，打開，很多新的創意就會出來。」舉例來說，政府有行道樹的資料，開放出來讓民間使用，有些人就會利用這些資料將過敏原資料結合，推出相關APP服務，「政府就沒有辦法去想像這個需求，如果開放出來就能讓民眾發揮他的所長。」
開放資料除了對民間有益之外，對政府來說也有好處。過去政府要推行新的服務，可能要花上許多時間、金錢成本，而且還不能收費，對於稅收也無幫助。簡宏偉認為，如果政府將資料開放出來，把心思專注在顧好資料品質，更進階的服務讓民間來開創，回歸到市場競爭，創意就形成了價值，資料跟數位經濟的關係就此產生，對政府反而百利無害。
拾回政府與民眾的雙向信任
台灣政府開放資料的速度不僅快，數量也是獨步全球，獲得全球開放資料指標排名第一就是最好的證明。既然衝出了量，接著就是要讓開放資料成為一種文化，進而提升資料品質。簡宏偉表示，其實開放只是第一步，最大問題也不在於技術、服務能做到多好，最困難的是民眾願不願意相信政府？
「當今天有越多客製化的資料，你會覺得窩心，一方面會不會覺得可怕？」畢竟開放資料會涉及個人隱私，如何兼顧資料的隱私及便利性，是政府必須思考的課題。
換個角度來看，政府願不願意相信民眾有能力參與決策、提出建言？簡宏偉有時會勸導其他政府機關，「你們不要老是說民間什麼都不懂，別忘了我們也來自民間。我們沒有更優秀，人家會的你也會，你會的人家也會！」他說，官員不該總是認為民眾只會出一張嘴、罵政府，只要政府願意釋出足夠的資料、建立合適的環境和氛圍，民間的力量其實源源不絕。
2015年2月，國發會推出「Join.gov.tw」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，它的目的在於將行政機關的政策計畫，朝向公開透明、公民參與及強化溝通的目標邁進，希望讓政府與民間的關係從對立或者上對下，轉成互相信任的夥伴關係，例如民眾可以在上面對於某項政策提案，相關部會機關必須適時予以回應，政府也可以針對某項研擬中的政策，在這個平台上徵詢民眾的意見。
簡宏偉進一步指出，政府應該要營造的環境是：「這是一件對的事情，值得大家投入」。這個環境不只是單純的開放資料平台，而是要能夠產生互相信任的氛圍，讓民眾覺得自己的參與和投入能被尊重、政府也願意仰賴民間的力量，「透明、參與、協作，這才是所謂的開放政府。」簡宏偉說。
台北市資訊局局長李維斌：
政府提供舞台，民間來犁田
八仙塵暴事發後，台北市資訊局為了快速統合衛生局、消防局釋出的傷患資料，選擇和民間開發社群緊密合作，不到24小時間，傷患查詢系統就快速上線，而民間社群與政府資源結合的力量也在此展示無遺。
「現在民間開放資料的應用社群，活躍的人物大多是IT人才，由資訊局來擔任民間與政府協作的溝通平台，是蠻適合的。」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後積極落實選前喊出的開放政府口號，而幕後的操盤手——台北市資訊局局李維斌，更是其中關鍵角色。李維斌在八仙塵暴中選擇和民間開發社群緊密合作，快速的反應能力，讓他領軍的台北市資訊局在此關鍵一役中博得掌聲，也是一次民間火力與政府資源發揮綜合成效的最佳展示。
李維斌表示，雖然政府看似無所不能，但其實政府的資源不足，繁雜的公務體系也讓反應能力不夠快速，因此他主張政府應該跟民間社群協作，將民間的能量引進政府體系，「我有公部門的空間跟權力，你有技術，這就是一個借力使力的過程。」
現在政府提倡的開放資料，就是讓民間與政府連結的一個很好的著力點。不過若只是單純把資料開放，而沒有和民間更深層的互動，那也是枉然。政府要動的腦筋是：開放這個舞台後，要如何讓大家願意來犁田？
因此李維斌上任第一件事，就是修改開放資料的使用法規，放寬限制，「只要1％的人給舞台，5％的人推廣舞台、推波助瀾，剩下的人就可以感受到開放資料的好處。」1％指的是政府，5％指的則是有能力詮釋資料、應用資料的技術人才，而一般民眾即使不懂技術，甚至不明白何謂開放資料，也能自然而然地感受開放資料的好處。
李維斌在正式上任之前，就積極地與那5％的民間開發社群接觸，讓政府與民間「協作」這件事情，不只是單純地技術外包，而是雙方的價值整合，「我們將共同的價值，整合成一個承諾、默契、義務感，這不是價錢對價關係，而是價值的對價關係。」
除了八仙塵暴外，台北市資訊局在蘇迪勒颱風襲台時，也與民間社群合作開發救災進度地圖，其他還有預算視覺化、友善好捷運、友善餐廳等案子，都是藉由開放資料與民間社群協作的實例。台北市與社群的合作模式，也讓台南、高雄、雲林等地方政府重視到民間社群的能量，紛紛計畫將這些力量引進政府。
此外，李維斌還提到重要的一點，如果民間社群提供的建議，政府沒有跟著回應，讓社群無法感受到價值理念被看重，那這個協作的能量就會消失。他笑說，「我們很努力回應任何建議」，要培養平等互惠、相互信任的基礎，持續與社群互動是一個重點，讓民間社群有能力參與政府決策，政府與民間才能在彼此的範圍內繼續努力。
衛福部資訊傳播管理師羅佩琪：
充滿想像力的政府，才能打破高牆
從身在民間的倡議者到深入政府部會實際參與政策運作，這段「潛入衛福部」將近300天的旅程，讓羅佩琪體認到，政府若能突破既有的政策溝通習性，更有想像力，就有機會消除橫亙在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高牆。
「為什麼政府的發言常常讓人難以理解？」、「95％以上的公務員明明都超認真做事，卻又常常被人民罵翻，中間的落差是什麼？」在衛生福利部工作將近一年的羅佩琪，試圖解答這個問題。
2015年3月，羅佩琪從一位在民間經營非營利網站「病後人生」的創辦人，進入衛福部負責處理長照雙法、癌症免疫療法連署等網路溝通專案，用她原有在民間社群的洞察力，充當民間與政府的「轉譯者」。這段潛入衛福部將近300天的歷程，也讓她更加明白體制內的困境，她指出，政府的善意往往會被一道道「牆」篩選得所剩無幾，「民眾習慣將政府缺失視為惡意為之，但那通常都不是惡意，而是政府沒有想過原來事情有新的方法可以用！」
羅佩琪形容，政府在進行公民諮詢時，往往會碰到四道高牆，分別是：
這段「造牆之路」，不是單一官員、單一部門的問題，而是政府體制經年累月的結果，例如政府資訊能力長期依賴外包廠商、不習慣與民間社群互動、創新案例傳播速度較慢等。羅佩琪說，「政府的想像空間被體制壓縮了，才會一直撞到政策溝通時的高牆。」
舉例來說，過去政府在寫政策解說的Q&A資料時，往往是把既有的說帖素材設定為答案(A)，再反推可以怎麼設定問題(Q)，這樣就搔不到癢處，如果能定期在粉絲團等社群平台徵詢民眾意見，再貼到Hackpad等協作平台彙整，並由政府公開解答，保持與民眾互動才能知道民眾真正想被解答的問題是什麼；或者定期將網友留言自動生成Excel檔案，將留言內容結構化，串接民間社群開發的技術工具，用更親民的方式呈現多元意見，也能快速拉近政府與民間的距離，這些都是衛福部過去這段時間努力的方向。
羅佩琪認為，當政府願意開始多點想像力，換個做事情的方法，那麼破牆之路就不遠矣。此外，她也強調，政策決策的每個階段通常都會強化政府的立場，因此政府在進行公民諮詢時，如果能盡量把時間點往前拉，在政府還沒有既定立場時就提供公開討論的空間，此時的溝通將是最能產生實質效益的，否則民眾會覺得「如果你已經決定了，又何必再來問我呢？」
「或許民間與政府都互相把對方想的太可怕了，預設太多是很可惜的。」她衷心希望，民間與政府都可以多給彼此一點同理心和善意，多點想像力，齊心協力打破一道道聳立的溝通高牆。